优秀的父母会教会孩子如何独立飞翔，而不是束缚他们的“翅膀”，以便孩子能够在我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。如果希望培养出一个出色且内心充实的孩子，请学会放下自己的焦虑与执念！

最初的几位病人几乎都是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。当他们分享自己不幸的童年时，我能够轻松地将他们的伤痛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。然而，很快我遇到了一位例外。这个姑娘二十多岁，聪明而美丽。

她告诉我，她来咨询的原因是因为她“总是不快乐”。令她沮丧的是，她找不出自己对什么不满。尽管她拥有一对“非常出色”的父母、两个优秀的兄弟姐妹、支持她的朋友、良好的教育、令人羡慕的工作、健康的身体和漂亮的房子，但她依然感到空虚。

她的家族中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史。那么，为什么她总是失眠？为何她总是犹豫不决、害怕犯错、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？她认为自己与父母所说的“惊人”形象相去甚远，心中总有一个空洞。这让我陷入困惑。这个案例中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苛求的母亲或其他冷漠、贬低他人的照顾者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

在我努力理解时，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：类似的案例越来越多。我接待的二三十岁成年人们纷纷诉说自己遭遇的抑郁和焦虑，难以选择或专注于令自己满意的职业，无法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，感到空虚和缺乏目标——而他们的父母却无可指责。

相反，这些病人都表示对父母的崇拜，认为他们是“最贴心的朋友”，总是乐于满足他们的需求，甚至还为他们支付心理治疗费用（当然也在替他们承担房租和汽车保险），这让他们既感到愧疚又困惑，毕竟，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。

起初，我对这些人所说的话心存疑虑。童年往往并不完美，那么，如果他们的童年如此完美，为什么会如此迷茫和缺乏自信呢？这与我所学的知识相悖。然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没有掩饰或歪曲自己的经历。他们确实拥有关爱的父母：

这些父母给予他们“发现自我的自由”；接送他们上下学，陪伴他们做作业；在他们受到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；为他们请家教以帮助他们解决数学难题；资助他们上吉他课（即使在失去兴趣时也允许他们放弃）；并不会简单粗暴地惩罚，而是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……总之，这些父母非常“体贴”，倾心帮助我的病人们顺利渡过童年的各种考验。

作为一位力不从心的母亲，我常常在听病人的诉说时，暗自惊讶于这些伟大父母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心中浮现出另一个问题：这些父母是否过于付出了？许多父母都在努力做到最好，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会走上心理医生的沙发，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方式的真实后果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教育，我们拼尽全力，然而长大后，他们却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，诉说自己感到空虚、困惑和焦虑。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，学院的临床研究重点在于父母缺乏关爱如何影响孩子，但没人想到问一问：如果父母的关爱过度，那这些孩子又将如何呢？

在美国，育儿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，原因在于存在许多风险，而各类育儿理论也难以形成共识。不同的派别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对立：亲密育儿与严格教导、儿童中心与家长中心，社会风向则如同“河东河西”的轮回。

然而，所有育儿方法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：将孩子培养成未来幸福感充盈的成年人。近些年来，值得注意的变化是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定义发生了转变。如今，单单追求幸福似乎已不再足够，人们希望在各个方面都能体验到更深层次的幸福。

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，已经从“追求基本满足”转变为“无时无刻都必须感到幸福”。格雷琴·鲁宾在其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提到：“我感到幸福，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这种追求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，成为一种社会运动。然而，她自己对于“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”也感到困惑。

鲁宾的经历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十分相似：拥有出色的父母、富有的丈夫、健康可爱的孩子、许多朋友、耶鲁大学的法学学位以及成功的自由职业生涯……尽管如此，她仍感到某种缺失。为了解决这种空虚感，她开始了自己的“幸福之旅”，制定行动清单，比如每周买三本新杂志，并不断整理衣柜。

经过一年的努力，鲁宾承认她依然在挣扎。她写道：“在某种意义上，我反而让自己更加不幸福。”随后，她揭示了所谓“成年人的秘密”之一：“幸福并不总是让你感到幸福。”

、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观点。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表示：“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，是一种美好的体验，但将幸福作为目标追求，最终只会导致灾难。”

许多现代父母正不断追求这一目标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我和同事开始思考：是否因为父母过于保护孩子，避免他们遭受任何不幸，反而剥夺了他们在成年后的幸福感？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认为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临床实践中，波恩发现许多父母竭尽所能，避免孩子经历哪怕一丝不适、焦虑或失望。当孩子成长后面对正常的挫折时，他们会误认为事情出了大问题。

例如，当学步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倒，刚倒地还未哭泣，父母就会立刻冲过来安慰。实际上，这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，不仅是在游乐场，也是在生活中。如果让孩子有时间去理解发生了什么（“哦，我摔倒了”），让她先感受跌倒的挫折并试图自己爬起来，她才能够体会到困难的感觉，并学会在未来生活中应对类似的困扰。

这些孩子在上大学时，可能会因为一点小麻烦就向父母求助，而不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如果当孩子被石头绊倒时，父母允许她稍作恢复再进行安慰，孩子就能学会：“刚才的那一秒有点可怕，但现在我没事。如果再有不快的事情发生，我可以自己解决。”

波恩指出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孩子们能够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，但很多父母却永远无法理解，因为他们在孩子并不需要保护的时候，过早地伸出援手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：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，我会急忙冲过去。记得儿子四岁时，我的一位朋友因癌症去世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不能告诉儿子。毕竟他并不知道她生病了。而且我读过的育儿书籍都说，告诉孩子亲友去世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太过可怕。最终，我还是把真相告诉了儿子。他提出了许多问题，但并没有因为震惊而崩溃。总的来说，用波恩的话说，我对儿子的信任使他更加信任我，并最终增强了他的安全感。

通过告诉他这一事实，我传达了一个信息：我相信他能够承受悲伤和焦虑，而我会在旁边支持他渡过难关。如果我选择不告诉他，反而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：我认为他无法处理这些情绪。这正是许多成年人无意中向孩子传达的信号。

哈佛大学讲师兼儿童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指出，孩子如果没有经历痛苦，就无法发展出“心理免疫力”。他将此过程比作身体免疫系统的发育，强调孩子需要接触挫折、失败和困难，以便学会如何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

我见过一些家长，在孩子未能入选棒球队或在全校演出中未获角色时，立刻打电话向学校投诉。还有一位家长，对孩子不喜欢一起乘车上学的同学，选择亲自开车送他上学，而不是让孩子学会容忍他人。这些孩子在青春期前很少体验到困扰和挫折。文明的意义在于适应不完美的环境，但很多父母在面对孩子的不愉快时，往往过于保护，努力为他们铺平道路。

洛杉矶的临床心理师温迪·莫格尔，十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书，现为多所学校提供咨询服务。她提到，近年来“茶杯”式的新生愈发增多，他们如同易碎的茶杯，稍有碰撞便可能破碎。莫格尔表示，父母出于好意，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消除了所有的担忧，结果导致孩子在成长后难以应对挫折。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·布卢姆也指出，即使有最优秀的父母，孩子也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时光。他强调，孩子需要经历正常的焦虑，以培养适应能力。如果希望孩子在长大后变得独立，就必须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。

布卢姆认为，许多父母不舍得孩子离开，因为他们希望孩子能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情感空虚。虽然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大量时间、精力和财富，但这究竟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呢？他叹息道，我们常常将自己的需求与孩子的需求混淆，以为这样就是最好的育儿方式。在《纽约时报》中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母亲瑞内·巴彻描述了将女儿送去东北部上大学后所感受到的空虚。她原本希望从其他母亲那里得到安慰，却发现她们正忙着为孩子的宿舍买冰箱，或是回家帮助中学生处理各种问题。于是，巴彻时常造访女儿的宿舍，以帮忙搬家的名义逗留很久。起初，她辩解说这是为了女儿好，但最终她意识到：“我正是那种‘直升机父母’。”

像巴彻这样的母亲并不罕见。莫格尔提到，每到开学季，许多父母在校园里徘徊不去，导致大学管理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“驱赶”他们。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束时安排了风笛演奏，一曲引导新生到下一个活动，另一曲则是为了让家长们离开。佛蒙特大学甚至聘请了“家长驱逐员”，专门负责将那些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。许多学校还设立了非正式的“家长接待院长”，以应对难缠的成年人。

近几年，许多文章探讨了为何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普遍拒绝成长，而问题往往在于父母对他们成长的阻碍。肯德隆观察到，由于如今的孩子相比于祖辈更少，每个孩子都显得愈加珍贵。与此同时，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——更多的陪伴、更多的成就和更多的幸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私（让孩子幸福）与自私（让自己快乐）的界限愈加模糊。我回想起与一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。当她介绍我儿子的年龄组活动时，提到篮球、T-ball和足球时，她迅速强调：“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，我们不鼓励竞争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，原来竞争被视为洪水猛兽，孩子们都避之不及。

我们似乎采纳了一种“鱼和熊掌兼得”的心态：希望孩子取得高成就，但又不愿意让他们为取得这些成就而付出必要的牺牲和努力。讽刺的是，自信与一个人未来是否幸福并没有直接关系，特别是当这种自信来自于不断的宽容与赞扬，而非真正的成就时。

研究显示，影响一个人未来能否充实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坚定性、适应性和接受现实的能力。具备这些品质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。然而，如今许多孩子缺乏学习这些品质的机会。

一位幼儿园老师简深有体会，她讲述了一位母亲送孩子上学的情景。母亲忙于签到时，孩子跑去玩耍，与另一名孩子发生了冲突。她的孩子先玩到一辆卡车，但被对方抢走。争执了一会儿，对方给她的孩子扔来一辆旧卡车，她的孩子见局势不妙，也就接受了这个结果。然而，母亲却不满，跑过去说“这不公平”，要求对方还回卡车。“你看，孩子本来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，但她的母亲却破坏了这一切。”

另一位在幼儿园教书17年的老师也指出，近年来，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干预越来越多。她提到，“入学后，孩子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，因为有时他人的感受确实更为重要。”这位老师还表示，许多父母认为他们设定了限制，实际上并没有。当孩子坚持要求买冰淇淋时，家长最初拒绝，但经过几番谈判后却让步。“每年都有家长找我询问，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？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？’我会告诉他们，孩子之所以无法接受拒绝，是因为你们从未真正拒绝过。”

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认为，充满爱意的父母在给孩子提供大量选择的同时，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。他指出：“我们这个时代普遍认为选择是好的，选择越多越好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”当选择较少时，孩子会感到更有安全感，焦虑感也随之减少。有限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某项事物，而这种专注恰恰是未来生活中所需的。研究表明，专注于某项任务能带来更大的满足感，而那些面临过多选择的人往往难以适应生活。施瓦兹补充说：“我并不是说要阻止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活动，而是要理智地给他们选择的机会。”

很多父母告诉孩子：“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可以随时退出；如果对某件事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，可以尝试其他的。”那么，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，难道不显得奇怪吗？

在为孩子提供无尽选择的同时，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：他们有资格过上完美的生活。正如哈佛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所言：“当他们感到不满时，总会有其他选择在等待。”

在父母的焦虑之下，潜藏着一种误解：如果我们做得对，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，也会成为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成年人。然而，养育固然重要，却无法超越孩子的天性，不同的养育方式也适用于不同的孩子。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，但无法教会他们创造力；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不良同伴、糟糕成绩等伤害，但在生活中，他们终究会遇到挫折。实际上，当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童年时，他们的成长反而可能变得更加困难。